鲁迅与范爱农—这两个人的缘分真是很奇特的。他们是同乡留日学生，在日本住上好几年，只在同乡会上见过面，主张虽同而说话不投，互相瞪眼而别。这在《朝花夕拾》末篇《范爱农》中说的很是具体，时为光绪丁未即一九〇七年，阴历五月二十六日徐伯荪在安庆起义，杀了恩铭，旋即被害，六月初五日秋瑾也在绍兴被杀，同乡会议就是为的讨论这事，所以时期该在阳历七月吧。匆匆过了五年，辛亥（一九一一）革命成功，绍兴军政府任命鲁迅为本地师范学堂（其时尚未改称学校）校长，范爱农为学监，两人第二次见面，成为好友。因为学堂与鲁迅故家相距不到一里路，在办公完毕之后，范爱农便戴着农夫所用的卷边毡帽，下雨时穿着钉鞋，拿了雨伞，一直走到“里堂前”，来找鲁迅谈天。鲁老太太便替他们预备一点家乡菜，拿出老酒来，听主客高谈，大都是批评那些“呆虫”的话，老太太在后房听了有时不免独自匿笑。这样总要到十时后，才打了灯笼回学堂去，这不但在主客二人觉得愉快，便是老太太也引以为乐的。但是“好景不常”，军政府对于学校本不重视，而且因为鲁迅有学生在办报，多说闲话，更是不高兴，所以不久自动脱离，两人就连带去职了。

    一九一二年元旦，南京政府成立，蔡孑民任教育部长，招鲁迅去帮忙，匆匆往南京，这两位朋友只聚会了两个月光景，又复永远分别了。范爱农失业后，在绍兴杭州间飘泊了几时，终于落水而死，鲁迅那篇文章便是纪念他而作的。这件事说起来已经很古，因为中间经过了四十多年了。可是事有凑巧，近时忽然无意中找着了好些重要的材料，可以稍加说明。这乃是范爱农的几封信，都是在那时候寄给鲁迅的。其一是三月二十七日从杭州所发，其文云：

    “豫才先生大鉴：晤经子渊，暨接陈子英函，知大驾已自南京回。听说南京一切措施与杭绍鲁卫，如此世界，实何生为，盖吾辈生成傲骨，未能随波逐流，惟死而已，端无生理。弟于旧历正月二十一日动身来杭，自知不善趋承，断无谋生机会，未能抛得西湖去，故来此小作勾留耳。现因承蒙傅励臣函邀担任师校监学事，虽未允他，拟阳月杪返绍一看，为偷生计，如可共事，或暂任数月。罗扬伯居然做第一科课长，足见实至名归，学养优美。朱幼溪亦得列入学务科员，何莫非志趣过人，后来居上，羡煞羡煞。令弟想已来杭，弟拟明日前往一访。相见不远，诸容面陈，专此敬请著安。弟范斯年叩，二十七号。《越铎》事变化至此，恨恨，前言调和，光景绝望矣。又及。”

    这里需要说明的，如傅励臣即《朝花夕拾》中所说后任校长孔教会会长傅力臣，朱幼溪即都督府派来的拖鼻涕的接收员，罗扬伯则是所谓新进的革命党之一人。《越铎》即是骂都督的日报，系鲁迅学生王文灏等所创办，不过所指变化却不是报馆被毁案，乃是说内部分裂，李霞卿等人分出来，另办《民兴报》，后来鲁迅的《哀范君》的诗便是登在这报上的。末后说到我往杭州事，那时浙江教育司（后来才改称教育厅）司长是沈钧儒先生，委我当本省视学，因事迟去，所以不曾遇见爱农。鲁迅往南京去，大概在三月末回家过一趟，随后跟了政府移往北京。他的壬子日记从五月开始，所以这一段事情无可查考，日记第一天是五月五日，说“舟抵天津”，想来该是四月末离绍的吧。在这以前，鲁迅和范爱农应当在家里会见过，可是这也毫无记忆了。

    第二封信的日期是五月九日，也是从杭州寄出，这在壬子日记上有记录，“五月十五日上午得范爱农信，九日自杭州发。”其文云：

    “豫才先生钧鉴：别来数日矣，屈指行旌已可到达。子英成章已经卸却，弟之监学则为二年级诸生斥逐，亦于本月一号午后出校。此事起因虽为饭菜，实由傅励臣处置不宜，平日但求敷衍了事，一任诸生自由行动所致。弟早料必生事端，惟不料祸之及己。推及己之由，则（后改为‘现悉统’）系何幾仲一人所主使，唯幾仲与弟结如此不解冤，弟实无从深悉。盖饭菜之事，系范显章朱祖善二公因二十八号星期日起晏，强令厨役补开，厨役以未得教务室及庶务员之命拒之，因此深恨厨役，唆令同学于次日早膳，以饭中有蜈蚣，冀泄其忿。时弟在席，当令厨役掉换，一面将厨役训斥数语了事。讵范朱等忿犹未泄，于午膳时复以饭中有蜈蚣，时适弟不在席，傅励臣在席，相率不食，（但发现蜈蚣时有半数食事已毕，）坚欲请校长严办厨房，其意似非撤换不可。傅乃令诸生询弟，弟令厨役重煮，学生大多数赞成，且宣言如菜不敷，由伊等自购，既经范某说过重煮，定须令厨役重煮。厨役遂复煮，比熟已届上课时刻，乃请诸候选教员用膳，请之再三，而胡问涛朱祖善范显章赵士瑹等一味在内喧扰不来。励乃嘱弟去唤，一面摇铃，令未饱者赶紧来吃，其余均去上课。弟遂前往宣布，胡问涛以菜冷且不敷为词，弟乃云前此汝等宣言菜如不敷，由汝等自备，现在汝等既未备，无论如何只有勉强吃一点。胡等犹复刺刺不已，弟遂宣言，不愿吃又不上课，汝等来此何干，此地究非施饭学堂，（施饭两字系他们所出报中语，）如愿在此肄业，此刻饭不要吃了，理当前去听讲，否则即不愿肄业，尽可回府，即使汝等全体因此区区细故愿退学亦不妨。于是欲吃者还赴膳厅，其已毕者去上课。昨晨早膳，校长俟诸生坐齐后乃忽宣言，此后诸生如饭菜不妥，须于未坐定前见告，如昨日之事可一不可再，若再如此，决不答应。诸生复愤，俟食毕遂开会请问校长，以罢课为要挟，此时系专与校长为难，未几乃以弟昨日所云退学不妨一语为词，宣言如弟在校，决不上课，系专与弟为难，延至午后卒未解决。弟以弟之来师范非学生之招，系校长所聘，非校长辞弟，非弟辞校长，决不出校，与他们寻开心。学生往告诉幾仲，傍晚幾仲遂至校，嘱校长辞弟，谓范某既与学生不洽，不妨另聘，傅未允，怏怏去。次日仍不上课，傅遂悬牌将胡问涛并李铭二生斥退，（此二生有实据，系与校长面陈换弟，）胡李遂与赵士瑹朱祖善等持牌至知事署，并告幾仲。幾仲遂于午后令诸生将弟物件搬出门房，幾仲亦来，（并令大白暨文灏登报，）弟适有友来访，遂与偕出返舍。刻因家居无味，于昨日来杭，冀觅一栖枝，且如是情形（案此四字下文重复，推测当是‘陈子英’之误写）亦曾约弟同住西湖闲游，故早日来杭，因如是情形现有祭产之事，日前晤及，云须事毕方可来杭也。专此即询兴居，弟范斯年叩，五月九号。诸乡先生晤时希为候候。蒙赐示希寄杭垣江门局内西首范宅，或千胜桥宋高陶巷口沈馥生转交。”

    第三封信是在四天后寄出的，鲁迅日记上也有记录云：“十九日夜得范爱农信，十三日自杭州发。”其文云：

    “豫才先生赐电：阳历九号奉上一缄，谅登记室。师校情形如是，绍兴教育前途必无好果。顷接子英来函云，陈伯翔兄亦已辞职，伯翔境地与弟不相上下，当此鸡鹜争食之际，弃如敝屣，是诚我越之卓卓者，足见阁下相士不虚。省中人浮于事，弟生成傲骨，不肯钻营，又不善钻营。子英昨来函云，来杭之约不能实践，且以成章校擅买钱武肃王祠余地，现钱静斋父子邀同族人，出而为难，渠虽告退，似不能不出为排解，惟校董会长决计不居，并云倘被他们缠绕不休，或来杭垣一避。如是情形弟本拟本日西归，惟昨访沈馥生，询及绍地种种，以弟返绍家居，有何兴味，嘱弟姑缓归期，再赴伊寓盘桓一二旬，再作计较，刻拟明后日前往。如蒙赐示，乞径寄千胜桥宋高陶巷口沈寓可也。专此即询兴居，弟范斯年叩，五月十三号。”

    关于这两封信我们来合并说明一下。陈子英名溶，与徐伯荪相识最早，是革命运动的同志，范爱农沈馥生则是徐的后辈，一同往日本去的。陶成章资格更老，很早就在连络会党，计划起事，是光复会的主干，为同盟会的陈其美所忌，于壬子一月十三日被蒋介石亲手暗杀于上海。他的友人同志在绍兴成立一个“成章女学校”，给他作纪念，陈子英有一个时期被推为校董会长。何幾仲系《阿q正传》中所说“柿油党”（自由党）的一个重要人物，当时大概是在做教育科长吧。陈伯翔是鲁迅教过书的“两级师范学堂”的毕业生，在师范学校任课，因为范爱农被逐的事件，对于校长和学生都感觉不满，所以辞职表示反对。这表示出他是有正义感的人物，范爱农信里称赞的话不是虚假的。鲁迅日记中此后还有一项云：“六月四日得范爱农信，三十日杭州发。”只可惜这一封信现在找不到了。

    范爱农后来落水而死，那时的事情有点记不清了，但是查鲁迅的壬子日记，还可以找出一点来。七月项下云：“十九日晨得二弟信，十二日绍兴发，云范爱农以十日水死。悲夫悲夫，君子无终，越之不幸也，于是何幾仲辈为群大蠹。”又云：“二十二日夜作韵言三首，哀范君也，录存于此。”

    其一

    风雨飘摇日，余怀范爱农。

    华颠萎寥落，白眼看鸡虫。

    世味秋荼苦，人间直道穷。

    奈何三月别，遽尔失畸躬。

    其二

    海草国门碧，多年老异乡。

    狐狸方去穴，桃偶尽登场。

    故里彤云恶，炎天凛夜长。

    独沉清洌水，能否洗愁肠？

    其三

    把酒论当世，先生小酒人。

    大圜犹酩酊，微醉自沉沦。

    此别成终古，从兹绝绪言。

    故人云散尽，我亦等轻尘。

    这三首是根据二十三日寄给我的原稿，有二三处与日记上不同，却比较的好，可见系改定本，如其二的第四句末原作“已登场”，第五句作“寒云恶”，第七句作“清泠水”，则嫌平仄未叶了。稿后附记四行云：“我于爱农之死为之不怡累日，至今未能释然。昨忽成诗三章，随手写之，而忽将鸡虫做入，真是奇绝妙绝，辟历一声，群小之大狼狈。今录上，希大鉴定家鉴定，如不恶乃可登诸《民兴》也。天下虽未必仰望已久，然我亦岂能已于言乎。二十三日，树又言。”鲁迅哀范君的诗很是悲愤，附记却又杂以诙谐，所云大什么家及天下仰望，皆是朱幼溪的口吻，这里加以模仿的。日记八月项下云：“二十八日收二十一及二十二日《民兴日报》一分，盖停版以后至是始复出，余及启孟之哀范爱农诗皆在焉。”

    鲁迅的朋友中间不幸屈死的人也并不少，但是对于范爱农却特别不能忘记，事隔多年还专写文章来纪念他。这回发见范爱农的遗札，原是偶然，却也是很特别的，使得我们更多的明了他末年的事情，给鲁迅的文章做注解，这也正是很有意思的事吧。

    《文汇报》）